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法国国企的兴衰

 法国国企的兴衰 

丁一凡

在欧洲，批评法国是个失败的工业化国家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共鸣。的确，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法国的工业化落后于英国和德国，法国一直在追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工业化突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法国的工业制造业附加值曾经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最高时将近美国的2倍。与此同时，法国建立起了一套较为独立的工业体系：航空航天、通信技术、军事与民用核能、高速铁路等等一应俱全。而在这些成功的工业化背后是法国的国有企业崛起。

法国国企曾经是法国经济的脊梁，它支撑起了二战后法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法国的国企来源不同，有一些是历史遗留，但更多的由政府创建。法国的国企曾是技术突破的工具，也是宏观经济调节的阀门，更是公益服务的提供者。法国国企也曾给中国的国企改革提供了许多启示。但是，法国政治的变幻却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国企的命运，而法国国企的衰落也开启了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过程。分析法国国企的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梳理一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理念，防止落入思维定式的窠臼。

一、法国创建国企的目的与国企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进入了经济重建过程。美国推出了“欧洲复兴计划”（俗称“马歇尔计划”），与欧洲迅速兴起的共产党竞争，帮助西欧国家的右翼政党振兴经济。那时候的美国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信徒，要求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都成立一个计划署，负责协调各经济部门的发展，包括协调接受美国的援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的国有企业登台了。

法国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几类，国家成立这些企业有不同的目的。

1、历史遗留或有历史功能的国企。二战后，法国的国企有被“没收”过来的，也有整编过来的。比如，雷诺公司本来是一家法国私营的汽车公司，但在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雷诺被征用来生产军用车辆，包括坦克。某种程度上，雷诺公司在二战中充当了德国的帮凶。因此，当法国被解放后，新政府理所当然地没收了雷诺公司，把它变成了国有企业。另外，最大的企业国有化发生在煤炭领域。过去，法国的煤炭工业虽然为法国的工业化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法国的私有煤矿数量多、规模小、效益低，而且经常出事故。法国政府就把这些小型煤炭企业全部国有化，成立了一家统一的大型国企——法国煤炭。煤炭产业统一化后，煤炭生产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生产效率提升，工程技术人员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企业可以集约化经营，也节约了劳动成本，生产事故率明显下降。为了更快地恢复经济发展，法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将电力、运输等领域的公司国有化，还把一批制造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收归了国有。这一轮国有化后，法国国企的投资在法国全国投资中占比高达30%，国企职工占全国就业人数7.5%，国企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10%。[1]

（图片来自网络）

2、有助于法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国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几家跨国大企业已经瓜分了世界市场。其他国家的企业想进入这些市场显得比登天还难，因为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轻易就可以把价格打压下来，让新入场的企业无利可获，最后只能落得个被挤出市场的下场。比如，在石油领域，“石油七姊妹”（埃克森、壳牌、英国石油、海湾公司、德士古、美孚和雪佛龙公司）瓜分了世界市场，任何法国私有企业都没有能力单独涉足石油产业，挤进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政府通过兼并、重组，创建了两个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基坦公司和达道尔公司，后来又让道达尔兼并了埃尔夫，变成了一家公司。有政府背书，法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可以获得廉价融资，从而开发出独特的技术，挤进了世界石油市场，并成为石油市场上重要的一员。其实，不仅法国靠国有企业在世界石油市场上获得了重要的一席，意大利也是靠国有化创建了一家石油公司埃尼集团，并最终跻身于全球500强企业的行列。当然，法国通过创办国企获得一席之地的也并非只有石油市场。

3、新创建的技术型企业，并利用产业政策工具支持这些企业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最终站到了世界市场的高峰。尽管法国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支持国企技术创新并超越竞争对手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封建王朝时代，但法国政府成功地利用产业政策培养自己的国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占领世界技术市场高地的做法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那段时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空档政策”（Politique de créneaux），以刺激法国企业在一些特定领域搞技术突破。法国政府认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形势的变化使一些技术突破成为解决困局的关键因素。不解决这些技术难题的瓶颈，经济发展就没有动力。而法国政府必须支持本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取得技术突破，争取占领世界经济的制高点。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对以色列及盟友实行石油禁运。石油危机引起了经济衰退和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法国便把眼光瞄准了替代能源。法国在非洲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有很深的人脉，掌控着这些国家的资源，就包括铀矿。法国决心发展核电站，以核能代替石油。法国成立了法马通核能公司，又利用原有的法国电力这个老国企，很快展开了大规模的核电站建设。核电站的特点是，初始投入很大，但一旦建成后，运营成本很低。法国政府给企业提供贷款补贴，即企业只需还贷款的本，利息由政府的财政开支负责。如此，法国很快实现了全国核电的普及，法国核电占了全部用电量的70%多。法国核电因为成本低，竞争力强，后来欧洲统一市场后，法国电力公司成为周边邻国的供应商。当时法国国企瞄准的几个领域的发展都很不错，比如航空、航天、高速铁路、民用核能、通信技术，等等。法国电信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开发利用光缆传输信息的技术，每个固定电话的用户都免费获得了一个终端机，可以利用电话网络上网。法国电信公司开发的这套技术也被认为是互联网技术的鼻祖。

4、作为保障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工具的国企。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国家通货膨胀高企的时代，触发通货膨胀的大概是那场石油危机，但随后发生的滞胀却让经济学家们伤透了脑筋。法国政府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冻结工资与物价。在这种背景下，国企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之一。一方面，需要保障就业，而国企是保障就业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要遏制通货膨胀、特别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工资上涨被认为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关键。为此，国企又成为重要遏制工资上涨的工具。法国国企员工的职位虽然不是“铁饭碗”，跟公务员的地位还有些差距，但与其他私营部门相比，国企职工的位置还算稳定。法国国企很少因为经济行情的原因用裁员来降低成本。但是，政府对国企员工的工资有一定的决策权。国企同等行业的工资收入就会比私营部门低一些，因为私营部门的代价是高失业风险。反过来，在劳资与政府的工资三方谈判中，国企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又会被政府拿来作为参照，以压低工资上涨的诉求。

5、保证自然垄断领域公平性的国企。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中某些市场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性和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某些提供单一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会自然联合起来，形成一家公司（垄断）或极少数企业（寡头垄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供水、电力、煤气、热力供应、电信、铁路、航空等。而在这些领域，法国基本实行国企制度。法国的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天然气公司、铁路公司、航空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法国的决策者认为，既然这些领域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如果让私营垄断就会出现“暴利”现象，因为它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因此，国家必须干预，国企由政府控制，可以保证自然垄断领域里企业的经营不会“唯利是图”。可以看出，自然垄断经营的产业一般具有网络经济的特征，即依赖一定的网络为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如果离开这些产业网络，企业所生产或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便无法流转到社会消费领域。衡量这些产业网络作用的最佳指标是网络上的流量（交通、电力、通讯信号等），而网络上的流量将随网络节点的几何级数增加。网络节点数量越多，边际投资收益越大。自然垄断行业往往又是公共服务行业，法国政府出于“公益”的考虑，要照顾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要照顾到为国家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等等，因此政府要通过国企向国民显示政府“亲民”的一面，再通过给国企一定的优惠政策（财政、税收和融资）加以补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领先全球的工业技术如：高铁、航天航空、民用核能、电信等均由国企开发与承担，成为法国一张亮丽的名片。

二、法国对国企的监管

法国虽然有一套庞大的国企体系，但政府却不直接管理这些企业，因为要让企业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学会自己管理并与其他的对手竞争。法国的这套国企管理思路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国企管理。当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决定放开市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还不太清楚如何让国企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交流中，法国人提醒说，政府可以创办企业，但政府不应越俎代庖，不应把国企当政府部门来管理。也正是在与欧洲国家官员的交流当中，中国才把国营企业一词换成了国有企业。

法国政府虽然不直接管理企业，但却对国企实行几个层次的监督，从上游、中间与下游都对国企实行管控。比如，上游监管国企的是财政部的财政监察总司，每个财务监察都是个职权很大的官员，负责审查国企的各种补贴及工业政策。中游是财政部的国家稽查总局，国家稽查员参与国企的董事会，但他们没有投票权，只是政府的耳目。但是，如果国家稽查员认为董事会讨论的项目与国家的目标相左时，他可以直接向财政部长汇报，说服部长从政府层面进行干预。下游是审计法院，有法院的独立地位，负责审计国企（国家机构）的开支与收益。

法国的财政部是个简称，它实际上是个超级经济部。财政部的全名每届政府都不同，但多数情况下叫财政、经济、工业部。财政部里包括跟宏观经济调控相关的各种部门，包括监督国企的部门，预算部门、国库、经济预测、工业发展等等不一而足。

法国的国企有很大的管理权限，国企的管理层过去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法国精英学校培养的高材生，再经过企业内部培养成才；另一方面来自财政部即将退休的高级官员，这些人属于国企的原监管机构，国企雇佣这批人明显也有跟政府监督部门搞好关系的考量。

法国的行政机构高级官员都毕业于法国的精英学校，除了国家行政学院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外，其余的都属于工程师学院，像综合理工、矿业学院、路桥学院，等等。大部分工程师学院都成立于拿破仑时代，为当时法国在欧洲的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法国的国企高管也都是这些精英学校的毕业生。换句话说，这些国企高管都经过了严格的考试筛选，又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所以办起事来有板有眼，严谨并守纪律。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的大型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也曾独领风骚，这些精英学校培养出来的高层管理人才功不可没。

法国国企的高管位置有时候留给了财政部快退休的高官，是给他们的闲差，但这些位置属于“过渡”性位置，他们一般不会在这些位置上停留很久。法国的财政部是特别重要的部门，权力非常大，但财政部的官员的工资收入却不比其他部门高多少。因此，法国过去有一项“惯例”，当那些财政部里位高权重的高官快退休时，给他们一个国企的高管位置，让他们去国企干几年，拿点高工资，而且退休后也可以有笔不菲的退休金。这等于是承认这些高官的特殊贡献，国企高管的工资是对他们的某种补偿。

20世纪末时，法国对国企的高管人员招聘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不再任命高级公务员或高官为国企领导，而是改从市场上招收高级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掌管任何企业都一样，目标是做到效益最大化，他们加入国企管理团队，会带来新的理念与激情。法国政府希望以此来改善国企的效益。而因为职业经理人在市场上可以自由流动，受竞争机制的约束，收入与业绩挂钩，理论上会逐渐改善法国国企的经营情况。

三、法国国企的改革与变迁

法国的国企虽然有比较完善的监管体系，也有比较称职的管理团队，但法国的国企也经历过几轮大的改革。有的改革是法国国内因素推动的，主要引入更多的责任制，厘清在国企管理中政府的责任与企业的责任。还有一些改革是外部因素决定的，有欧洲一体化的要求，也有法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需求。

法国国企在内部的改革首推“计划合同”制度，是政府与国企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几年长期合同，一般为5年。这里只谈政府与国企之间签订的计划合同。虽然这种合同制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但真正开始执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计划合同涉及的国企一般都是自然垄断的公共服务业企业，如电力、交通等，合同的内容主要涉及价格、投资、财务、债务、生产效率与服务质量等方面。企业遵守合同中规定的承诺，负责自己的日常管理；政府按照规定，当合同到期时，如企业没有违约就给企业如数的补贴。[2] 计划合同的原则是厘清企业与政府的责任。政府创建公共服务领域的国企，就是为了能保证“公平服务”，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公共服务。但政府还要照顾一些群体的特殊需求与利益，比如老人、小孩的特殊票价，残疾人的特殊价格，退伍军人的特殊票价，还有一些偏远地区的铁路线的补贴，等等。为了服从政府的要求，企业在这些特殊服务上就会有亏损，让企业单独承受这些损失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不是经营不善造成的，而是由政府的公共政策造成的。因此，按照计划合同，政府会为这些因为政府政策原因而造成的损失“买单”。另外，由基础设施投资而引发的贷款利息，国企与政府也会一起承担，因为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是由政府决定的，而不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决定的。政府的公共决策有许多考量，经济利益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政府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要考虑到基层社会的需求，考虑到弱势群体的要求，等等。

计划合同虽然改善了法国国企的经营后果，但经营中造成的一些亏损仍然很难界定是政府的责任还是企业的责任。为此，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引进了按职能拆分企业的改革。比如，法国铁路公司是个典型的国企，而且按照计划合同经营得还不错。但是，为了进一步划分职权，法国政府又把铁路公司拆分成了铁路公司和铁路建设公司，前者只负责铁路运营，而后者负责铁路的建设与维修。

法国国企的第二类改革是为了迎合欧洲一体化的要求。大部分法国的国企都是在“自然垄断”领域，而且主要涉及公共服务。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洲的市场统一了，法国市场上自然垄断企业便遭到了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指责。他们说，法国的国企有政府的补贴与支持，自然相对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有更多的优势，在共同的市场上竞争就极不公平。法国只好对这类的国企也进行了改革，引进了新的“战略投资者”，把原本的国企变成混合制企业。

还有一类改革跟这种需求差不多，就是法国的国企为了进入国际市场而进行的必要改革。法国战后国有化的汽车制造企业雷诺公司是法国最重要的汽车品牌，但当雷诺公司要进军美国市场时，却遇到了美国国会的阻拦。法国政府就把雷诺公司部分私有化，卖掉一部分股份，让其他法国私有汽车公司参股，雷诺就成了真正的股份公司。即使政府还持有部分股份，但形式上它已经不是国企了。雷诺进入美国市场后，为美国专门设计了几款车型，但其销售情况一直不太好，最后雷诺公司还是选择把它在美国的分公司卖给了克莱斯勒公司。克莱斯勒收购了雷诺的美国分公司后，把它开发的几款车型拿到国际市场上卖，发现还挺受欢迎，特别是推销到中国市场的一款“切诺基”颇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雷诺公司卖掉了美国分公司，改善了它的财务状况；而克莱斯勒通过兼并雷诺公司的美国分公司还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20世纪80年代后，法国的国企改革主要围绕着国有资本的形式变化。80年代初社会党上台执政，实现大规模国有化措施，把一批金融、保险公司、军火工业和一些制造业企业都国有化了。但经济并未有好转，后来右翼政府上台后，马上开始国企私有化过程，又把一批国有化的企业拍卖了出去。随着法国左右翼政党不断轮流执政，法国的国企经历了几轮资本变化。从部分私有化到开放国企资本，无论词汇怎么变幻，最终就是国有资本逐渐退出国企，私有资本不断参股国企。即使国家的股份跌到了极少数，但政府在法律地位上仍留了一个后手，那就是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国企即使把大部分股权都让了出去，政府仍有可能保持最后的“金股”，就是最后的否决权。

无论如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的国企竞争力下降，在国际舞台上风光不再。有些国企被其他欧洲企业兼并，或被美国企业兼并，还有一些虽然仍是法国经济的支柱，但优势已不大。法国国企的衰败与大环境变化有关：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法国制造业国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过去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使法国国企很不习惯新的竞争方法，许多习惯的方法今天不能重复了。

经过了大批国有化和强力私有化的过程后，法国政府还仍然在1600家法国企业中持有股份，但这一数目在逐步减少。法国政府持有的资本大约有1000亿欧元。在这些企业中，有一些被认为有战略意义，比如，某些机场、法国铁路公司、邮局、或铸币公司，等等。法国政府作为股东的形式也不同，有时候政府是百分之百的股东，有时候政府的持股比例完全是象征性的、几乎显示不出来。通过这些持股行动，法国政府每年可以有一些企业红利收入。2017年时，法国的军工企业NEXTER给政府这个唯一的股东分了4500万欧元的红利。然而，法国政府获取的企业红利一直在下降。2012年，法国政府分得40亿欧元的红利，而到2016年就下降到了18亿欧元。[3]

法国的国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强，很大程度上因为有法国政府的支持。而法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又超过法国的实力，这主要得益于法国的形象，得益于法国独立的外交政策。两极世界时，法国就游离于两极世界之外。法国虽然属于西方集团，却又独树一帜。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把北约的总部从巴黎赶到了布鲁塞尔，把美军请出法国，并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可以调和美苏的关系，也可以调和阿以的关系，可以卖军火武器给以色列，也可以卖给阿拉伯国家。法国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企业也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先锋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法国建立起了一套自己自主的工业体系，美苏为了拉住法国，不时要向法国订货；而因为它的产品自成体系，那些不想在美苏之间站队的国家更对法国产品情有独钟。70年代初，中国要从国外引进几套石油化工设备。法国总统蓬皮杜在访问中国时，与周恩来总理长谈。中国领导人虽然觉得法国的设备价格偏高，但还是决定购买法国的设备。[4]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的外交政策慢慢不再那么独立，而随着法国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政策，它的工业体系也受到影响。法国国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下降。到萨科奇与奥朗德政府时期，法国外交彻底回归西方阵营。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不再独特，法国企业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享受特殊的待遇了。马克龙总统当政以来，虽然法国表面上要回归独立的外交传统，但实际上无论是法国的工业能力还是外交能力都已经无法单独成为世界一极或带动欧洲成为一极。因此，法国企业依靠政府来开拓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此外，在国际市场上法国企业要面对新兴国家企业的挑战，特别要面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挑战。法国企业成本太高，竞争力不够，在第三方市场上不断后退。

最后一个巨大的变化是，随着欧洲的一体化进展，法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正在丧失，法国企业无法像过去一样依赖政府的宏观政策来校正某些失衡。比如，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过去是法国政府经常用来保持法国经济竞争力的办法。当法国企业出口下降时，法国政府可以决定让法郎贬值，以此提升法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但当下的法国使用欧元，法国政府无法单独决定让欧元贬值，当法国企业出口下降时，就无法再使用传统的宏观经济工具来调整了，必须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

四、法国国企变迁的经验教训

法国二战后创建了一批国企，扛起了法国经济复兴的大旗，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法国经济的脊梁。但后来，法国政局的变化导致了国有化与私有化轮流反复，国企也遭遇了池鱼之灾。法国国企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竞争力下滑，在国际舞台上表现也大不如前。我们从法国国企的变迁中可以得出一些经验教训，这对我们理解政府为何要创办国企，理解国企在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都会大有裨益。

1、 国家权力的轮流坐庄有害于国企的健康发展。法国虽然很早就有办国企取得技术突破的历史，但大规模国有化还是发生在左翼政党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第一次联合执政的那几年。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后，西方各国都在寻找走出危机的办法。1981年，法国新选的总统密特朗搞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法国国民议会多数由社会党与共产党控制，议会通过了一项国有化法案，首先对两个工业集团、存款10亿法郎以上的36家私人银行和两家法国有股权的公司（巴黎——荷兰金融公司、苏伊士金融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企业的比例在法国经济中的份额从12%提高到了17%。[5] 政府以持股形式控制了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北方炼铁联合公司和洛林钢铁公司（政府在前两个公司控股51%，在后两家公司控股90%），法国政府还收购了德国与美国在法国的两家分公司。国有化后，国家控制了90%的银行存款和85%的信贷业务。国企控制了90%的电力工业、85%的航空工业、80%的钢铁工业、62%的冶金工业、48%的基础化学工业、35%的玻璃工业和22%的制药工业。[6] 法国社会党政府希望通过国企扩大投资，再提高工资收入，扩大公共需求，以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刺激经济走出衰退。

几乎同时，在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与1980年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却搞了一场“新保守主义革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搞国企大规模的私有化，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等等。英美等这些国家的政策与法国背道而行，它们企图通过重新激活市场以走出滞胀。放松管制使英美企业的竞争力增加，而法国的“新凯恩斯主义”打开了公共开支的“钱口袋”，等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动力。连续几年，法国的进口大增而出口萎缩，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经济陷入困境，法郎最多时一年5次贬值，仍控制不了法国经济下滑的趋势。密特朗总统换了几位总理仍无济于事，社会党终于在1986年的议会大选中失去了多数。右翼政党赢得了议会大选后，由保卫共和联盟的主席希拉克担任总理组阁。希拉克上台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把社会党政府国有化的一批企业又再度“卖”了出去，部分缓解了政府的财政紧张。应该说，法国政府的“翻烙饼”作风，使法国的企业无所适从。国有化时期，政府希望国企能为增加就业、扩大投资做出贡献；而私有化时期，企业要首先考虑赢利，要考虑利润，裁减冗员往往成为企业的首选。法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不一致性对国企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

2、国家依靠国企来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不能滥用，“有所为、有所不为”才应该是政府创办国企的态度。法国社会党刚上台执政时，就犯了“想一口吃个胖子”的错误，企图通过大面积的国有化来解决所有问题。当时的国有化想一股脑解决的问题有：企业里民主化的问题、保证产业政策贯彻落实的问题、扩大就业的问题、控制私人垄断资本日益国际化的趋势，等等。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国有化在法国遇到了各种障碍。首先，法国的私人资本不愿意，他们担心自己的企业未来也会被国有化，或者未来竞争不过同类的国企，因此资本外逃严重。其次，外国资本不干，他们或撤资或关闭工厂，对法国就业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再次，国有化的赎买资金使政府债务暴增，通货膨胀上升，政府财政状况恶化。最后，国有化的一些工业企业出现人浮于事、利润下降的趋势，不但没有成为政府的支柱，反而成为政府的包袱。[7]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法国政府创办的国企为占领全球的技术高地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80年代的大规模国有化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3、盲目“私有化”解决不了问题。法国在20世纪后期经历过两次“左右共治”的时代。一次是密特朗当总统时期，因为社会党在1986年失去了议会多数，以希拉克为代表的右翼政府获得了组阁权，与社会党总统共治。另一次是希拉克1995年当选总统后，右翼政党在1997年又失去了议会多数，社会党获胜后，由若斯潘出任总理执政。法国的政治责权分配是总统负责军事与外交，总理负责经济。因此，希拉克当总理时，把5年前社会党政府国有化的大部分企业又都私有化了。然而，国企私有化运动并没有能提高法国企业的效率，反而让法国企业无所适从，进一步影响到法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当1997年社会党再度获得组阁权后，若斯潘出任总理，他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非但没有进行再国有化，反而卖掉了一些国企的股份。只不过，若斯潘不用国企私有化这个词，而用了国企部分开放资本的说法。英国在国企私有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但国企私有化却没有获得比法国更好的效果。比如，英国铁路与法国铁路过去都是国企。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英国政府把英国铁路私有化了，拆分成不同的私企；而法国则保留了国铁的国企地位。英国铁路私有化后，每个公司都只对赢利负责，各管一摊，没人对铁路系统的维修负责。结果，后来英国铁路系统连续出问题，列车事故频繁。法国铁路一直国有，投资搞了高速铁路技术更新，最后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高铁网络，并延伸到周边国家，接通比利时，并通过英吉利海底隧道把高铁开到伦敦；向东延伸到瑞士，向南延伸到意大利和西班牙。英法铁路公司的不同命运说明，私有化并不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唯一途径。

4、把企业高管岗位当成补偿行政官员的行为有害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有一段时间，法国的国企高管往往是财政部即将退休的高管，他们有能力，又有人脉，为法国国企从政府那里获得过一些好处。然而，这些人物往往是“过渡人物”，他们与国企的交情不深，对国企的感情也不深，因此这些高管中很少有人能让国企在他们的管理下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企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的计划和认真贯彻执行计划的能力。没在企业里干过一段时间的领导，即使处理各种人事关系能力很强，也很难有这种为企业规划长期发展计划、瞄准发展方向、并安排好技术人才以保证计划执行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法国用政府高管来做国企高官的做法也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未来，职业经理人是否能给法国国企带来新的惊喜，也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5、把握好技术创新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是保持国企地位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法国宇航公司与英国飞机公司共同研发了一款超音速客机“协和号”，1976年开始商业飞行。在20世纪70年代，英法为协和号设计了许多航线，能环球飞行。而且，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法国巴黎飞到美国纽约的时间比两国之间的时差还短，以至于乘客可以下午从巴黎乘机，飞到纽约再与朋友一起午饭。协和飞机还被用来观测日全食和哈雷彗星，以延长科学家观察的时间。然而，虽然“协和号”飞机是技术上很大的成功，但商业上却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协和号”成本很贵，法国与英国各自只生产了10架，一共20架。而除了原型机和试验机外，法国航空公司和英国航空公司都各自只有7架可供商业飞行。因此，“协和号”飞机票极贵，一张票在1万美元以上，而且一架飞机只能坐100多位乘客。那个时代，只有大公司的老板才坐得起协和客机。2002年，“协和号”飞机彻底退出市场。相比之下，“空中客车”就是个技术与商业都很成功的例子，与“协和号”形成鲜明反差。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到现在，法国的大型技术创新仍然来自国企。比如，为了满足大幅减少碳排放的需求，空中客车公司正在开发“燃料电池”——氢能源的大飞机。只有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国企才能长期投资于这一领域的技术而不用担心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我们在回顾法国国企的发展历程时，一定要记住，不能对国企这种形式采取非此即彼的判断。国企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对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即使国企的管理不尽如人意，但国企改革的方向也并非只有私有化一种途径。我们在改革国企时，也不得不考虑“在泼洗澡水时，别把孩子也一起扔掉”的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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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碧群. 《浅谈法国政府对新国有化企业的管理》.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5）：40.

[2] 李镭，蔡金牛. 《法国的计划合同》.  计划经济研究，1991（06）：91—97.

[3] Corentin Lacoste. « Quelles entreprises appartiennent encore à l’Etat ? ». Libération, 14 juin 2018. Page   consultée le 26 juin 2021.

[4] 陈锦华. 《国事忆述》. 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12.

[5] 张庚辰. 《法国的国有化是怎么回事？》.  世界知识，1981（24）：11.

[6] 董平. 《试析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策》. 世界经济文汇，1984（01）：54.

[7] 同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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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ntin Lacoste. « Quelles entreprises appartiennent encore à l’Etat ? ». Libération, 14 juin 2018.

陈锦华. 《国事忆述》. 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

董平. 《试析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策》. 世界经济文汇，1984（01）：54—59.

甘碧群. 《浅谈法国政府对新国有化企业的管理》.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5）：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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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丁一凡，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法语语言文化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政治，世界经济）

本文发表于《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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